“大龄青年找对象难”，这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也曾是一个大龄未婚青年，亲身经历过大龄求婚的艰难和痛苦。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侥幸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很快进人热恋。就在我谈恋爱期间，我受同事之托，为她弟弟——一个因失恋而心情焦躁，使得全家不安的大龄青年牵上了红线，半年后成婚。在经历了自身求婚的艰难和享受到首次牵线成功的乐趣后，我认识到婚姻媒介的作用。也就在这时候，我偶尔从《人民日报》上看到2篇介绍外国婚姻介绍所的文章。婚姻媒介社会化的长处使得我有了创办婚姻介绍所的念头。
1982年10月，我首次向县工会一副主席提出创办歙县婚姻介绍所的口头建议。1983年10月，我向团县委和县妇联递交了我撰写的《歙县婚姻介绍所章程（草案）》等文字材料。以后，歙县县长办公会议曾2次研究过我撰写的申办婚姻介绍所报告，但都由于编制和经费的问题未得圆满解决最终无效。与此同时，我开始了自办婚姻介绍所的实践工作，并于1987年6月，自己投资印制了1000份工作章程、4000份登记表和2000份书面对话单，向全县城乡和县级各单位发出了成立歙县民办婚姻介绍所的通告。
民办婚姻介绍所是业余性质的，没有正常的办公时间，也没有办公室。工作方法是我借助同事、同学、熟人、亲友等关系，经常骑辆自行车大街小巷秘密串门摸底和远距离信函登记这两种方法集中“人”的信息，然后排队组合，将若干人的情况提供给某个当事人自由选择。双方乐意，再安排会面。会面的地点有室内，也有室外。会面形式有我陪同或当事人一方亲友陪同，自己直接认识或先通信认识等多种。几年来，我就这样陆续搜集了单身男女信息数百条，接受填表登记170多人（其中收取了2元钱登记费的是120多人），安排会面87组次，其中的9对已喜结良缘。
联系我创办婚姻介绍所的实践，我认为，办好一个地方的婚姻介绍所，对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一．办好婚姻介绍所，帮助单身男女解决找对象难题，是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
报刊报道歙县民办婚姻介绍所成立的消息后，渴盼婚姻介绍所给他们带来福音的求助信接踵而至。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大龄青年来信说：“人，到了而立之年，终身大事未定，毕竟是令人着急的。我父母也常常为此急得寝食不安。”他的母亲还亲自写信给我“诚心托媒”。一个在农村执教的大龄青年来信道:“我得知县里成立了婚姻介绍所的消息后，枯萎的求偶之心顿然复苏。”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类的必由之路。“当婚不成，当嫁不能”，则必然会给人们造成极大的苦恼与不安。于是，有不少意志薄弱的大男大女，或心理变态，精神失常，或相信命运，迷信天机；更有甚者，竟为僧为尼，欲飘荡红尘之外，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兴办婚姻介绍所，为大男大女办实事，是解民忧，顺民意，人们也会更加理解我们的党，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 、兴办婚姻介绍所是综合治理婚姻家庭领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措施
多年来，婚姻家庭领域对买卖婚姻，转亲换亲，早婚童婚，轻结轻离，第三者介入等研究颇多，政治思想工作也做了不少，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找对象难”这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好。
“找对象难”产生买卖婚姻。近些年来，我县农村姑娘外流现象颇为严重。有些外地人出价数千元给女方作抚养费。而某些姑娘和她们的父母正苦于单靠自己找不到满意的对象，较容易被介绍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和被大把的钞票所吸引，在不了解对方详实情况下自愿“卖身”出嫁。1986年，我了解到一桩买卖婚姻的价格是8000元，外加介绍费1000元。而站在男方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找对象困难，也就不会千里迢迢奔来“买老婆”。
颍上县一个小伙子来信说，他女朋友的哥哥要把妹妹换亲。小伙子没办法，就来信向我求援，说要是能帮他女朋友的哥哥找到对象，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同样的原因，如果不是“找对象难”，八十年代的爸爸妈妈便不会没事找事，给孩子们定娃娃亲了。
婚姻大事，理当慎重。然而，大男大女们在长时间找不到中意对象的情况下，压力很大，故在遇有不情愿的机会时，往往担心“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不得不勉强成婚。结果婚后不幸福，又不得不分手。由此可见，轻结轻离与“找对象难”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第三者”介入问题，有不少也是“找对象难”造成的。我的一个女同学，32岁，未婚，在学校里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在单位上亦是业务技术上的佼佼者，不料却一度沦为 “第三者”，遭到同事妻子的愤怒谴责。
在社会接触过程中，我发现生活作风问题大都发生在中年单身男女之间，不过他（她）们一般只跟某一个异性来往。这一绝非个别的现象告诉人们，如果社会帮助这些人及时地建立起家庭，让他们都有了正常的性生活，这种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自然就会减少许多。
显然，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律的作用不大，舆论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亲友介绍和征婚亦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唯有发挥婚姻介绍所的作用，才是治本良策。
此外，办好婚姻介绍所还可减少刑事和民事案件，维护社会治安。
社会调查表明，不少强jian犯的犯罪原因并非一贯的道德败坏，而只是性冲动。某普法材料上讲到这样一个案例：大龄青工翟某在生产上表现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从无违法犯罪行为。只因大龄无偶，他看了《青年一代》杂志上《求爱不应该有模式》的文章后，便“马路求爱”——深夜跟踪妇女，导致女工下夜班不敢回家，结果被扭送进派出所，受到警告处分。
社会调查还表明，除性犯罪外，一些偷盗、赌博、酗酒闹事类的民事案件，大都发生在那些未婚的年轻人身上。我县“曙声业余乐坛”有个团员老赌博，受到组织处分后还要赌，但自从结婚以后就不再赌了。显然，成婚和有老婆管，使得该团员改邪归了正。而要是我们把婚姻介绍所办好了，那将产生多大的积极效果啊。
三、四化建设需要婚姻介绍所
独身女人，大都是事业上的强者。按理说，强者应该有“强”的归宿，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这部分人的爱情就不像学业和事业那样，通过拼搏可以得到。眼看着条件比自己差的女性一个个都有了不差的丈夫，白胖的儿女，自己却还是孑然一身，她们深感命运的不公。不料，近来有人竟说：“独身女人作为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负责任的，是十分错误的，而应改正为“独身女人作为社会存在，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不该发生的悲剧”。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进步，理当提倡；结果呢，不言自明。其实，女人独身，真是迫于无奈。谁愿意守活寡一辈子？谁不希望下班回家有个温暖的家？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几十个大龄姑娘和中老年单身妇女都表示，如有合适人选，愿意接受联系。再说从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中，我们常看到一些单身的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女艺术家等，为祖国“四化”贡献了青春。不难想象，要是社会帮助她们早日找到了知音，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一定会更大。我就曾给一个年近40岁的高龄姑娘介绍过一个丧偶的工程师，他俩高兴地相识了。我也曾促成一个40多岁女干部与一个小学校长的姻缘，其同事说该女干部见到校长前后的精神状态判若两人。今年7月25日，屯溪区一离异女工程师来信说：“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我要振作起来，重新组建一个美好的家庭。”现在她跟我介绍的一个中学教师正在交往中。我能做成这些好事，正是婚姻介绍所的作用。
某杂志曾刊登过一个老山前线战斗功臣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前线战士最大的忧虑就是找不到对象。”南京部队某部一名志愿兵对我说：“现在部队上许多志愿兵都不安心服役，纷纷要求转业。因为在部队里根本找不到对象，跟部队驻地的姑娘又不能接触，到家乡去找个农村户口的则大都不愿意。”这一现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1986年8月，一位歙县籍志愿兵回家休假，全家上阵给他找对象，但直到他要回部队的前一天才跟我联系上，而我这儿正好有位姑娘想找军人，便赶在第二天早晨军人临上火车前安排会面成功。以后他俩鸿雁传情，并给我寄来了感谢信。这一过程说明，军人欢迎婚姻介绍所，部队建设需要“红娘”来支持。
一位厂长曾多次催促我快把婚姻介绍所办起来，他说：“我厂里那几个大龄青年找不到老婆，上班干活打不起精神，我简直拿他们没办法。”一位青年教师对医生说：“我天天晚上失眠。”问及原因，是“失恋”。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心病必须心药医”，这是毫无疑问的。
四、办好婚姻介绍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婚姻质量
婚姻美满是家庭和睦的基础，而各人的择偶要求及要求实现程度与未来婚姻的美满程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男女双方的自身条件与择偶要求的般配程度及互补情况如何，直接影响到谈婚论嫁的成败和成婚后的质量。但是，般配男女之间的信息不通、情况不明和交往不易，严重阻碍着这种理想婚姻的实现。而办好婚姻介绍所，就能提供这方面的帮助。1986年3月，一个31岁的大龄女孩从我提供信息的两个男孩中选择了一个，然后在我的安排下跟对方见了面。出人意料的是，4月初他俩就结婚了，且婚后关系持续良好。显然，这是非常美满的一对。再说我的一个乡下表妹，漂亮又能干，但从20岁起找了10多年的对象，相亲足有数十次，均以失败告终。去年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县城开店的手艺人，一帆风顺，相处10个月后成婚，现在已经有了小宝宝。其成功秘诀就是：这个手艺人也很优秀。事实证明，婚姻介绍所不仅拓宽了男女的择偶范围，也提高了未来婚姻的质量。
五、婚姻介绍所要积极开展有的放矢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在婚姻介绍所章程上规定：凡有赌博、偷盗、诈骗、通jian等不良行为者，不予登记。有个青年工人第一天来登记，第二天我就给她联系好一个进城工作的农村姑娘。就在姑娘考虑要不要跟他见面的过程中，我得知这个青工有赌博行为，还曾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同事跟中专女学生过夜，立即通知姑娘，停止考虑此事；然后叫来青工，要求尽快改正。有一对恋人经我促成后，相处很好，未来的丈母娘也高兴。不料，2个月后，“丈母娘”变了卦，要把女儿另嫁给一个别人新介绍的有钱佬。姑娘不愿意，和“未婚夫”一起来我处诉说。我主动挑担，第二天就去做通了姑娘母亲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姑娘母亲生了病，这个“女婿”有点照顾不周到，我忙去信开导之：应该“去前嫌，尽孝道”。事实证明，像这样有的放矢的开展适当的政治思想工作，寓教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之中，是非常有效的。
江利刚 / 发表于1988年《恋爱 婚姻 家庭》杂志增刊——婚姻家庭与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