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主是我国公民的权利，但由于婚姻缔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带来选择上的困难。适应这种需求，征婚和婚姻介绍所应运而生。征婚具有选择面广、直接、自由交往的特点，但有局限性。婚姻介绍所是一个顺应社会需求，具有很强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新事物。它的特点是：信息集中，选择面宽；工作方法灵活机动；程序简便，省时省力；移风易俗，教育性强。

我国的婚姻介绍所是在1980年秋后，伴随大批大男大女问题而出现的。到了1985年出现大滑坡，这时不挂牌的“恋爱角”破土而出。婚姻介绍所历经10年，至今还是株弱苗。其原因是：舆论导向失误；社会认识的片面与偏见；名称不规范的消极影响，对成功率的迷惑；宣传工作的忽冷忽热；组织不规范，归属不明确，无人员编制、办公经费和活动场所。

社会需要婚姻介绍所，婚姻介绍所的工作应尽快完善和大发展。国家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经验，抓好试点，建立全国婚姻介绍所研究机构。1989年3月，西安十八家婚姻介绍所结盟，表明这株弱苗在成长壮大。应当统一认识，共同努力，使婚姻介绍所事业兴旺起来。

江利刚 / 发表于《和谐与稳定》  安徽省婚姻家庭研讨论文集“论点摘编”版块（1990.3）

《全文》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由于婚姻的缔结，受到年龄、外貌、思想、文化、志趣、性格、有无婚史、户口性质、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家都想寻找条件较好、才貌匹配又情投意合的心爱之人，但大都苦于自己认识范围内没有合适的。而扩大到陌生人群中去找，因互相不知底细，又不便随意打听，加之婚恋羞怯感的影响，往往很难如愿。所以，许多的单身男女迫于无奈，只好将自己的婚姻大事寄托在他人的介绍上。适应这种需求，产生了新的婚姻媒介物——征婚和婚姻介绍所。

征婚具有选择面广、直接交往和自由度高的特点。但是，由于个人登在报刊上的寥寥几十个文字令人难知真情或只能管窥豹斑，加之社会复杂难免心怀叵测者从中钻空子，还有那敢于登报求偶者少，报刊版面容量有限等等，说明征婚这种择偶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婚姻介绍所是一个顺应社会需求，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事物，有以下优点：

一、信息集中，选择面广。找对象难，难就难在男女之间信息不通、情况不明和交往很不方便。婚姻介绍所专门汇集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和具体情况，再通过热心联系，为条件相近男女的接触了解提供方便，使之较好地摆脱了那种人不知我，我不知人，相互需要又相互封闭的窘境。

二、工作方法灵活机动。婚姻介绍所既能吸收个人介绍的长处，采用秘密登记、秘密联系的工作方式；亦可经常组织聚会、旅游、联欢、文艺沙龙等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满足寻偶者直接认识对象的愿望。

三、程序简便，省时省力。个人介绍较麻烦，既要传话，又要跑腿。传话难免疏漏，跑腿效率低下。婚姻介绍所使用明细登记表，各人自我介绍，情况清楚全面；采用编号注册、信函联系、书面对话等方式，又快又好。有条件的地方，使用微电脑辅助工作，效率更高。婚姻介绍所实际上是一个寻偶男女的信息库和交流站。

四、移风易俗，教育性强。 找对象难导致包办、买卖婚姻死灰复燃，转亲、换亲、早婚、童婚禁而不止。考察性犯罪、赌博、偷盗、第三者介入等社会现象，发现跟找对象难不无关系。婚姻介绍所帮助寻偶男女找对象，就从一定程度上铲除了滋生上述问题的土壤。再说，它通过办实事，体现党和政府对群众困难的关心；通过举办各种集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通过“文明窗口”的把关和宣传，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道德观和人生观……

我国的婚姻介绍所，自1980年秋天起，因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暴露出来的众多大男大女问题，陆续兴办于一些大、中城市。到1984年4月以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关怀下，短短几个月间，全国城乡新成立的婚姻介绍所如雨后春笋，各地工青妇组织、街道组织和媒体的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但由于这是一项全新而又非常复杂的社会工作，既无章可循，又没经验照搬，故热闹一阵子过后，很快就暴露出人力物力投入大，促成婚姻成绩小的矛盾。

1985年，全国婚姻介绍所工作大滑坡——许多地方摘牌停办，继续坚持的也是门庭冷落。当年5月，全总女工委、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40家婚姻介绍所座谈会，会议肯定了开展婚姻介绍工作是符合我国国情和适应社会需求的作用，并提出了重视婚姻介绍所的社会功能，把它办成“指导青年树立正确恋爱观的教育中心，指导青年家庭生活的咨询中心和青年社交中心”的发展目标。随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又作了五大城市已婚妇女实现婚姻关系途径的社会调查，认定“由于民族传统习俗、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影响，在我国确定（实现）婚姻关系，多数是需要婚姻媒介的”；“婚姻媒介已冲出家庭和社会的狭小圈子日益社会化”；建议“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作用，多兴办些婚姻介绍所”。然而，这些很好的意见在当时的婚姻介绍所纷纷关门态势下，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挂牌的婚姻介绍所走下坡路，不挂牌的“自发婚姻介绍所”，又称“恋爱角”却破土而出。1984——1987年间，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各大公园和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常自动聚集几百名男女青年找对象。为青年创造自由、宽松、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社交环境，社交活动要经常化、持久化——这是大男大女们的渴望，也是社会对工青妇组织和官办婚姻介绍所发出的呼唤。

为什么我国的婚姻介绍所历经十个年头，至今还是一株弱苗？笔者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和研究，认为有6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认识上的片面与偏见。找对象，谈婚姻，原本是个敏感话题。八十年代初期，婚介所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男大女，社会上便出现“找不上或嫁不出去的进婚姻介绍所”的流言蜚语。找对象，事关男女双方各方面条件与要求的般配程度和个人意愿，故经常发生他人介绍后不能相爱和成婚的情况，这是正常的，但常被人议论为“高不成低不就”。

二、工作方法失误产生的负面作用。各地开展婚介活动往往不注意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和保密要求。例如，在上海某临时借用的场子里，几十名男女青年在街道居委会的老伯伯、老妈妈的指挥下，各人手持自己的登记表聚到一起，然后是谁对谁有意，就把自己的登记表直接递给对方。结果是，漂亮点的女孩被围满了小伙子，相貌一般的女孩则无人问津，这让姑娘们非常尴尬（《青年一代》杂志报道）。又如，屯溪区总工会曾组织过一次事先不打招呼的大龄青年座谈会，但男女青年到会一听是这样的一回事后，立马纷纷走人……

三、名称不规范带来的消极影响。婚姻介绍所这个名称，给人的直接印象就是介绍婚姻，难免让人联想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些早就被批判了的封建糟粕。

其实，婚姻介绍所只是介绍认识以婚姻为目的的异性朋友，给他们的相识相爱创造社交条件。其主要工作是审核、注册和传递相关资料。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道理，它应叫做“对象介绍所”或“择友中心”才是。

四、成功率的迷惑。婚姻介绍所的成功率（成婚率）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但在登记人和成婚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功效联系。婚介登记和安排联系的作用，只是介绍男女相识而已。再说，登记人群的素质高低、性别结构、人数总量等，对婚姻介绍所的介绍男女相识成绩影响很大。而成婚，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结果，红娘不能包办代替。当事人和红娘之间，应当是一个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这也正是现代红娘和旧式媒人的根本区别。

五、舆论导向失误的不良影响。1984年底，有专家、学者说：“婚姻介绍所、红娘组等是历史的倒退，包办婚姻的复活”。这样的名人名言可谓以偏概全，有失客观，因为大多数婚介所和红娘组只是为男女相识牵线搭桥和创造社交条件，没有，也不可能包办他人的婚姻。

近几年来，又有理论工作者撰文，把人们实现婚姻关系的初识途径——自己认识，父母、亲友、师长、组织等他人介绍认识和强迫认识（包办、买卖婚姻）统称为“确定婚姻关系途径”或“婚姻缔结方式”，这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任何他人的介绍认识，只要不含包办、买卖和欺骗行为，其最终促成的婚姻都属自由婚姻范畴，即跟自然结识后缔结的婚姻一样，都是建立在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基础和过程上的。他人介绍，只反映男女初次认识的途径不同，不代表婚姻性质。

六、管理不规范，归属不明确，没有人员编制、办公经费和活动场所。工青妇组织和街道居委会都可办婚介所，又都可不办。各部门上级领导都可管又都可不管，且存在不知怎么管的问题。还有那必要的人员编制和活动经费问题，较难落实。例如，由团市委和市妇联合办的合肥市婚姻服务处，开办初期是两个单位的机关人员轮流值班，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近几年聘用了2名退休护士办公，每年向市政府要2000元的戴帽经费，工作运行多有不便。

由团县委主办，由我负责的歙县婚姻介绍所，在渡过了登记人很少的6个月困难时期以后，进人正常工作阶段。从1989年8月10日起到11月初，我先后在《黄山日报》和《安徽青年报》上刊发了6次小小的“鹊桥”启事，产生较好的宣传效果——来信来访倍增，新增登记人180名。人们在来信来访中，对婚介所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其中有位大龄男子甚至称婚介所为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在汇集了越来越多的男女信息基础上，我干婚介工作如鱼得水，时常是新增1名登记人后，立马就拿出几个条件相仿的异性资料提供给对方选择。而男女认识，有直接会面，男女一方联系人陪同会面，双方先通信后会面等多种方式。结果是，有的一见钟情，很快热恋；有的性格不合等，礼貌分手。3个月里，我试验联系90组次，其中有一天就安排联系了7组次，显示出婚姻介绍所选择面宽和工作效率高的优越性。

实践使我认识到，婚姻介绍所的中心工作就是多多促成男女相识，其成功率应该这样计算：

（促成相识对数 / 试验联系组数）×100

    不过，婚介工作不宜追求成功率。追求成功率势必减少登记人选择与认识对象的机会。而只有在参与登记人数较多条件下，可安排男女接触认识的组次自然就多，结果最终促成婚姻的对数必然就多——成婚数，这才是婚介工作的一个量化指标。

实践还使我认识到，作为党和政府兴办的婚姻介绍所，不仅要善于牵线搭桥，而且要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我曾注意对那些在婚恋上表现出急躁或低沉情绪的大龄青年给予开导，对弄虚作假的登记人给予批评，对以往有赌博、性过错、打骂人等行为者给予劝导，对一起大女心理变态引起的婚变和一起父母干涉女儿婚姻造成的纠纷给予调解，对两名十六、七岁女青年的早恋给予引导。这样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故效果很好。若持续下去，并通过婚姻介绍所的联络员们一道来做，意义就更大。

社会需要婚姻介绍所。婚姻介绍所应当大发展。现就健康发展我国的婚姻介绍所工作，提出3点意见：

1、国家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做些调查研究，了解各地婚姻介绍所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2、抓几个市、县的试点。要选择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热情高的中、青年干部担任专职红娘，并落实人员编制、开办经费和办公场所。要制定严密的工作制度。要采用科学的工作方法。要建立一支有基层的工青妇干部、民政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共同参与的联络员（业余红娘）队伍。要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3、建立全国婚介研究机构，探讨婚介工作专业化、科学化问题。要出版一份《月老报》和一份《红娘》杂志，倡导新风尚，批判旧习俗，交流先进经验，表彰优秀红娘，宣传与婚恋有关的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美学和法学等。

全国一部分地方的婚姻介绍所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说明这株弱苗是有生命力的。1989年3月，西安十八家婚姻介绍所结盟，表明这株弱苗在成长壮大。愿大家统一认识，同心协力，把我国的婚姻介绍所建设成方便男女自由交往的乐园。